不为亡国，却为剃发而战：明清易代时的乡党
发布时间：2022-10-15 10:15:52作者：华严经常识网
不为亡国，却为剃发而战：明清易代时的乡党
汉族民众被迫接受剃发易服时的景象
不论今人心理是否接受，满清征服江南的过程就是如此简单。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满清豫亲王多铎兵不血刃地进入南京，那个存在了276年的大明王朝，似乎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到了尽头。
坐镇北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对胜利大为意外，一路无抵抗的征伐让他以为天下唾手可得。多尔衮连忙发出旨意：遣官招抚尚未征服地区。字里行间仿佛天下传檄可定。
与此同时他还旧事重提，将入主之初旋颁旋止的“剃发令”搬出来，号令天下剃发易服。
本来已经不再抵抗的华夏子民，幡然醒悟，那个曾经宣称为崇祯报仇，吊民伐罪的异族政权，要对华夏文明的基础——头发衣冠下手了。
乡绅在江南反清抵抗中的领导地位
纵然占领了南京，豫亲王多铎仍然披着一件“吊民伐罪”的外衣，他在5月14日发出“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檄，满嘴大清神兵南来是吊民伐罪的口号，且宣布只要投降，对各地方秋毫无犯 。
貌似“为民请命”的檄文，起初着实迷惑了不少百姓，江南诸城望风而降。在满清官员进入苏州的闰六月初二，苏州士民便向满清官员请减赋税。实质上，普通百姓无所谓谁来收税，况且明末税负的确有点重。
然而“剃发令”粉碎了百姓们的幻想，江南沸腾，嘉定、江阴、松江、太仓、嘉兴等地，几乎在一夜间反正，城头插上了大明的旗帜。一群来自城乡的士绅乡党们爆发出“头断发留”的呐喊。
在这些反抗的城市中，江阴81日围城以及嘉定三屠最为出名。
闰六月初二，江阴义民逮住满清派遣的县令方亨，并推典史陈明遇为首反清。陈明遇自知军事水平一般，便请寓居城外的前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持工作。阎应元义无反顾地率领子弟家丁50余人入城，接过指挥权。此时团结在他身边的有：江阴训导冯厚敦、孝廉夏维新、诸生章经世、王华、贡生黄毓祺，庠生许用等二十多名地方士绅。由是，江阴上演了死守81天的奇迹。
嘉定的故事与江阴大同小异，乡兵市民反清，但各路人马需要协调指挥，这时寓居乡野的两位前明进士侯峒曾、黄淳耀受邀入城，担负起了反清的领导责任。守卫嘉定的主要人等，都是围绕在侯、黄两家关系网中的士绅，如守卫南门的龚用园是侯峒曾的女婿，除此之外还有两人的弟弟、儿子，以及一些门生故吏。
乡党反清，乡绅领导，这种模式在各地复制，乡绅成了江南抗清的领导核心，嘉兴有屠象美、李毓新、郑宗彝、徐石麒；松江有沈犹龙、夏允彝、陈子龙、徐孚远、张密等；昆山有王永祚、朱天麟、杨永言；常熟则以兵部主事严子张为主；溧阳的领导乃进士钱国华；太湖则有进士吴易组织的白头军出没。
有学者认为江南抗清的主力并非乡绅，许多地方本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势力，如以贫民为主的太仓乌龙会。但为何乡绅总以领导者的身份走到台前？史学家邓尔麟（美）在《嘉定忠臣》中总结，嘉定的“父老子弟”代表了三类民众，市民、农民、士人。而乡绅则给了这种反抗以合法性，因为那些具有士人身份的乡绅代表了明朝正朔。
一纸剃发令到底为何让江南士民怒发冲冠，或许可从反抗士民所作的《江阴答劝降书》中得到答案：“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满清侵犯 的，正是和传统乡党社会内在价值紧密相连的儒家观念——礼乐忠义。
明清易代时南北乡党的差异
明清易代时期的社会局势极其复杂，也造成了各地区的差异。总体而言，北方乡绅在抗清斗争中不如南方活跃。明史大家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应当说黄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确实存在差别。随着以崇祯帝自尽为标志的明王朝覆亡，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不少人把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
北方的反抗更多是生存的需要，更多的例子是乡绅结寨自保以避战乱。如山西阳城陈氏，造河山楼集结族人与乡邻共同抵御农民军的侵扰。然流寇乱世一过，该家族迅速参加了满清组织的科举，如子弟陈元于顺治八年中山西乡试。史学家赵世瑜评价道：“朝代的更替、君主的变换，在陈氏一家这里，完成得比较自然，似乎并没有考虑忠节的问题。”
山东的望族在明清更替之际反抗比例很低，抗清大多发生在明亡之前的崇祯十五年（1642年）满清入寇时期。在1645年后的满清定鼎过程中，抵抗非常微弱。顾诚在《南明史》中列举的山东抗清斗争大多由平民发动，虽也有乡绅参加，但无论人数还是分量都远不如江南。相反，参加新朝科举的世家倒是不少，如临朐冯氏、福山王氏。
山东望族在易代时期的兴亡也可见一斑，明代即存的45家望族中，清朝初年（顺治年间）败落的只有3家（《明清山东望族初探》马翠）；相比而言江南苏松地区67家望族中，同时期衰落的占1/3（《何处是江南》第38页杨念群）。
这种南北差异有四个原因，首先“南方望族世家的宗法制度要更加完整，家族观念更加浓厚。……但山东望族的宗族制度从总体上来说比较松散，几代发展之后，家族成员即分支发展，很少有家族世代聚族而居。”（《明清山东望族初探》）北方乡党的完整性、严密性较弱，成为易代时期反抗微弱的潜在的重要的因素。
其次，乡党组织背后还蕴涵了文化的根基，有明一代，江、赣（明朝时统称南直隶）、浙三地文士儒生占了全国66.7%，而全国80%的文士又在南方。（《江南与明亡清兴》汪荣祖）
还有农民军的破坏，满清入关后迅速推行的圈地政策，也成为削弱北方乡绅势力的客观原因。
乾隆年间，清朝皇帝做了一本《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其中记录了3600多名为明朝殉国的士人。这个数字与整个大明的士绅相比，肯定属于小部分。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明朝乡党们，在那样的大时代里恪尽本分，牺牲殉国，为子孙后代保持了一份荣光。
汉族民众被迫接受剃发易服时的景象
不论今人心理是否接受，满清征服江南的过程就是如此简单。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满清豫亲王多铎兵不血刃地进入南京，那个存在了276年的大明王朝，似乎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到了尽头。
坐镇北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对胜利大为意外，一路无抵抗的征伐让他以为天下唾手可得。多尔衮连忙发出旨意：遣官招抚尚未征服地区。字里行间仿佛天下传檄可定。
与此同时他还旧事重提，将入主之初旋颁旋止的“剃发令”搬出来，号令天下剃发易服。
本来已经不再抵抗的华夏子民，幡然醒悟，那个曾经宣称为崇祯报仇，吊民伐罪的异族政权，要对华夏文明的基础——头发衣冠下手了。
乡绅在江南反清抵抗中的领导地位
纵然占领了南京，豫亲王多铎仍然披着一件“吊民伐罪”的外衣，他在5月14日发出“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檄，满嘴大清神兵南来是吊民伐罪的口号，且宣布只要投降，对各地方秋毫无犯 。
貌似“为民请命”的檄文，起初着实迷惑了不少百姓，江南诸城望风而降。在满清官员进入苏州的闰六月初二，苏州士民便向满清官员请减赋税。实质上，普通百姓无所谓谁来收税，况且明末税负的确有点重。
然而“剃发令”粉碎了百姓们的幻想，江南沸腾，嘉定、江阴、松江、太仓、嘉兴等地，几乎在一夜间反正，城头插上了大明的旗帜。一群来自城乡的士绅乡党们爆发出“头断发留”的呐喊。
在这些反抗的城市中，江阴81日围城以及嘉定三屠最为出名。
闰六月初二，江阴义民逮住满清派遣的县令方亨，并推典史陈明遇为首反清。陈明遇自知军事水平一般，便请寓居城外的前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持工作。阎应元义无反顾地率领子弟家丁50余人入城，接过指挥权。此时团结在他身边的有：江阴训导冯厚敦、孝廉夏维新、诸生章经世、王华、贡生黄毓祺，庠生许用等二十多名地方士绅。由是，江阴上演了死守81天的奇迹。
嘉定的故事与江阴大同小异，乡兵市民反清，但各路人马需要协调指挥，这时寓居乡野的两位前明进士侯峒曾、黄淳耀受邀入城，担负起了反清的领导责任。守卫嘉定的主要人等，都是围绕在侯、黄两家关系网中的士绅，如守卫南门的龚用园是侯峒曾的女婿，除此之外还有两人的弟弟、儿子，以及一些门生故吏。
乡党反清，乡绅领导，这种模式在各地复制，乡绅成了江南抗清的领导核心，嘉兴有屠象美、李毓新、郑宗彝、徐石麒；松江有沈犹龙、夏允彝、陈子龙、徐孚远、张密等；昆山有王永祚、朱天麟、杨永言；常熟则以兵部主事严子张为主；溧阳的领导乃进士钱国华；太湖则有进士吴易组织的白头军出没。
有学者认为江南抗清的主力并非乡绅，许多地方本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势力，如以贫民为主的太仓乌龙会。但为何乡绅总以领导者的身份走到台前？史学家邓尔麟（美）在《嘉定忠臣》中总结，嘉定的“父老子弟”代表了三类民众，市民、农民、士人。而乡绅则给了这种反抗以合法性，因为那些具有士人身份的乡绅代表了明朝正朔。
一纸剃发令到底为何让江南士民怒发冲冠，或许可从反抗士民所作的《江阴答劝降书》中得到答案：“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满清侵犯 的，正是和传统乡党社会内在价值紧密相连的儒家观念——礼乐忠义。
明清易代时南北乡党的差异
明清易代时期的社会局势极其复杂，也造成了各地区的差异。总体而言，北方乡绅在抗清斗争中不如南方活跃。明史大家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应当说黄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确实存在差别。随着以崇祯帝自尽为标志的明王朝覆亡，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不少人把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
北方的反抗更多是生存的需要，更多的例子是乡绅结寨自保以避战乱。如山西阳城陈氏，造河山楼集结族人与乡邻共同抵御农民军的侵扰。然流寇乱世一过，该家族迅速参加了满清组织的科举，如子弟陈元于顺治八年中山西乡试。史学家赵世瑜评价道：“朝代的更替、君主的变换，在陈氏一家这里，完成得比较自然，似乎并没有考虑忠节的问题。”
山东的望族在明清更替之际反抗比例很低，抗清大多发生在明亡之前的崇祯十五年（1642年）满清入寇时期。在1645年后的满清定鼎过程中，抵抗非常微弱。顾诚在《南明史》中列举的山东抗清斗争大多由平民发动，虽也有乡绅参加，但无论人数还是分量都远不如江南。相反，参加新朝科举的世家倒是不少，如临朐冯氏、福山王氏。
山东望族在易代时期的兴亡也可见一斑，明代即存的45家望族中，清朝初年（顺治年间）败落的只有3家（《明清山东望族初探》马翠）；相比而言江南苏松地区67家望族中，同时期衰落的占1/3（《何处是江南》第38页杨念群）。
这种南北差异有四个原因，首先“南方望族世家的宗法制度要更加完整，家族观念更加浓厚。……但山东望族的宗族制度从总体上来说比较松散，几代发展之后，家族成员即分支发展，很少有家族世代聚族而居。”（《明清山东望族初探》）北方乡党的完整性、严密性较弱，成为易代时期反抗微弱的潜在的重要的因素。
其次，乡党组织背后还蕴涵了文化的根基，有明一代，江、赣（明朝时统称南直隶）、浙三地文士儒生占了全国66.7%，而全国80%的文士又在南方。（《江南与明亡清兴》汪荣祖）
还有农民军的破坏，满清入关后迅速推行的圈地政策，也成为削弱北方乡绅势力的客观原因。
乾隆年间，清朝皇帝做了一本《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其中记录了3600多名为明朝殉国的士人。这个数字与整个大明的士绅相比，肯定属于小部分。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明朝乡党们，在那样的大时代里恪尽本分，牺牲殉国，为子孙后代保持了一份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