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墨子思想
发布时间：2022-11-22 09:08:35作者：华严经常识网
试论墨子思想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的创始人的墨子，以其独到的见解，鲜明的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对墨子的主要思想作一略论，希望作者的这些不成熟的意见或能对墨学研究有些微薄的助益。
一
众所周知，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遂决然举起叛旗，自立一宗。可见墨子最初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破旧立新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贯穿《墨子》全书之始终，与之相适应的，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定为墨家学派总的宗旨。可以说，墨子的一切主要主张，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等都是以这个宗旨为出发点和依据的。
二
“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无疑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张。进一步研读《墨子》，我们发现墨子所谓“兼爱”的本义还可以更精确的阐述为“像爱自己一样地爱所有人”。这与儒家倡导“亲亲”“尊尊”的“推爱”是相对立的。分歧的关键在 “爱有无差等”这个问题上，儒坚持有而墨以为无。平心而论，“兼爱”的理想味过浓了一点，非墨子这样的大贤恐怕难以力行，我们读《兼爱》中、下两篇，看到墨子费了很大口舌回驳“兼爱”难行的指责，可终难教读者心服。
墨子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理由中，有两条是值得一思的：
第一条来自现实层面。墨子说，你若不爱别人的亲人，别人也不会爱你的亲人。爱有“别”的结果只能是“交相恶”，因此必须行“兼爱”之道。这与墨子的一个观念紧密相关，即“爱人者人必爱之，恶人者人必恶之”，爱、恶之行必有相应的报偿。其实这是不确然的，但强调只有无私的爱才能召唤爱，只有整个社会树立起互爱的风尚，人才能幸福地生活于其中，不能不说是墨子的一片苦心。
第二条理由有很浓的宗教意味。与其它学派不同，墨家信仰一个人格化的“天”，“天”有自己的神圣意志。这意志，据墨子说来，就是要人“兼相爱，交相利”。其论证方式很独特，大意是说，上天一视同仁地抚育我们，说明他兼爱着人类，他必不愿看到世人互相残害，而是一心要人们相爱相利。这使人想起了基督教的教义，基于这一教义上的博爱理想与“兼爱”思想是相通的。
合观这两条理由，我们发现墨子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他是合极度实用主义与极度理想主义于一身的人物，而这两种主义通常是不能并存的，它们在墨子的思想里构成了一种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墨子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高难度”的道德标准，又全身心地投入实践。这不是件轻松的事，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完成它的，只有圣徒式的人物。
三
“非攻”大概是“兼爱”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张。
墨子愤慨于某些高谈仁义道德的战争辩护士，抨击他们“明小物不明大物”。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具说服力，除了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攻伐之事悖于天理外，墨子更列举了历史上穷兵黩武招致败亡的实例说明侵略战争损人害己的实质。这一些话是墨子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上说给统治者听的，反映了平民的呼声。但热中于兼并各国君主根本听不进“非攻”的说教，墨子的努力收效甚微。墨子实际上还是在做一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然而他的奋斗中焕发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
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治国理论，这一理论在具体的行政层面上可以“尚贤”、“尚同”主张为代表。选贤任能其实是除道家外先秦诸家的一致主张，墨子的“尚贤”只不过在打破门第观念不拘一格用人上比儒家更彻底些，故不能算有特色。富有特色的却数“尚同”的主张。“尚同”，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我们出操列队时一起向排头看齐，排头再向他那一列的第一个人看齐，如此递进，最终使队列整齐划一。墨子要下一层的人向上一层的人“看齐”，上一层的人向再上一层的人“看齐”，一直到天子，向天“看齐”。这种“看齐”是全方位的，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行为方式、立身标准等无所不包。为什么要如此急切的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致不避专制之嫌呢？是为了遏止“乱”。身处乱世的墨子目睹“乱”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对此深恶痛疾，因此难免推出激进的主张，要对之下一付猛药。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却无法苟同的。
从“尚贤”、“尚同”主张中我们还发现墨子思想的一个内在矛盾，即精英主义和平民立场的冲突。一方面，墨子几乎是平民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全力为苦难的民众鼓与呼，他的平等主义理想是非常显明的；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治国必须依赖精英分子，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之必须。看来这一矛盾的对立双方在墨子思想中并未得到逻辑上的完善统一，但矛盾的存在也有好处，它防止了墨子滑向民粹主义或歧视平民的立场。
五
实用主义精神在墨子思想中显露得最直接的地方应是“节用”、“节葬”和“非乐”的主张。
“节用”的观念，在生活艰苦的平民中是很强烈的。墨子站在平民立场上不能不坚持这一主张。他把一切无实用的“巧且华”的东西都视作浪费，要求那些权贵们也和他一样过清苦朴素的生活。且不论他的呼吁绝不会得到权贵的响应，我们细究一番，发现这种主张其实与一种认识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即是：天下物资本非十分充裕，必须把每一分每一毫都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使天下人皆得饱暖，任何奢侈的耗费都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衣食为代价才可能的，必须坚决反对之。后来荀子试图通过对这一认识的否定动摇墨子的整个立论，可见两派理论上的分歧根源还在于不同阶级的人对社会现实的迥异体认上。
“节葬”主张可以视为“节用”理念在丧仪方面的具体表现。但它似乎更触怒了传统派，因为在那个时代丧仪是整个礼仪制度乃至政治制度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否定厚葬久丧无异于对整个“礼治”传统发出了挑战。坚持这一主张是要承受不小的压力的，墨子不屈于这种压力而倡导“节葬”还是因为实用主义的考虑占了上风。这是一种高尚的实用主义，墨子为消灭“糜财贫民”、“伤生害事”的时弊不惜向传统势力宣战，真正把百姓的福祉放到了首位。
“非乐”的主张是实用主义由合理走向极端的一个例子。怎么能把一切音乐美术一概废弃呢？一直以来就有人以此诟病墨子，我亦以为墨子此处有些过分了。实用主义如果被囚禁在一个过于狭隘的空间里就会走向荒谬，最终失去大多数人的同情，这不能不看作这位伟大先贤的一个教训。
六
在前面论述“兼爱”时，我们已触及墨子思想的宗教成分。墨子的宗教，虽然主张敬天事鬼，却极力反对命定论。在他看来，天与鬼的存在不是为了直接控制人们的行为，而是要对人们的善行恶举加以公允的奖惩。命定论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方便人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天”，让人感到无可无不可，解除了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这约束本该是通过奖惩实现的），最终导致人祸肆虐、天下大乱。因此必须提倡“非命”思想，树立起世人的进取心，激发他们为求善报而践履善行的动力。
很显然，这种“非命”思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它要人用主体性努力去追求幸福的生活。相比起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这实在是非常先进和健康的。
七
总的说来，墨子作为一个热心的救世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整套政治、宗教、伦理主张，他的思想顺应平民的要求，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仍不失其光彩，在先秦诸种思潮中无愧为独特而伟大的一家。
一
众所周知，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遂决然举起叛旗，自立一宗。可见墨子最初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破旧立新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贯穿《墨子》全书之始终，与之相适应的，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定为墨家学派总的宗旨。可以说，墨子的一切主要主张，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等都是以这个宗旨为出发点和依据的。
二
“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无疑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张。进一步研读《墨子》，我们发现墨子所谓“兼爱”的本义还可以更精确的阐述为“像爱自己一样地爱所有人”。这与儒家倡导“亲亲”“尊尊”的“推爱”是相对立的。分歧的关键在 “爱有无差等”这个问题上，儒坚持有而墨以为无。平心而论，“兼爱”的理想味过浓了一点，非墨子这样的大贤恐怕难以力行，我们读《兼爱》中、下两篇，看到墨子费了很大口舌回驳“兼爱”难行的指责，可终难教读者心服。
墨子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理由中，有两条是值得一思的：
第一条来自现实层面。墨子说，你若不爱别人的亲人，别人也不会爱你的亲人。爱有“别”的结果只能是“交相恶”，因此必须行“兼爱”之道。这与墨子的一个观念紧密相关，即“爱人者人必爱之，恶人者人必恶之”，爱、恶之行必有相应的报偿。其实这是不确然的，但强调只有无私的爱才能召唤爱，只有整个社会树立起互爱的风尚，人才能幸福地生活于其中，不能不说是墨子的一片苦心。
第二条理由有很浓的宗教意味。与其它学派不同，墨家信仰一个人格化的“天”，“天”有自己的神圣意志。这意志，据墨子说来，就是要人“兼相爱，交相利”。其论证方式很独特，大意是说，上天一视同仁地抚育我们，说明他兼爱着人类，他必不愿看到世人互相残害，而是一心要人们相爱相利。这使人想起了基督教的教义，基于这一教义上的博爱理想与“兼爱”思想是相通的。
合观这两条理由，我们发现墨子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他是合极度实用主义与极度理想主义于一身的人物，而这两种主义通常是不能并存的，它们在墨子的思想里构成了一种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墨子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高难度”的道德标准，又全身心地投入实践。这不是件轻松的事，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完成它的，只有圣徒式的人物。
三
“非攻”大概是“兼爱”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张。
墨子愤慨于某些高谈仁义道德的战争辩护士，抨击他们“明小物不明大物”。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具说服力，除了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攻伐之事悖于天理外，墨子更列举了历史上穷兵黩武招致败亡的实例说明侵略战争损人害己的实质。这一些话是墨子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上说给统治者听的，反映了平民的呼声。但热中于兼并各国君主根本听不进“非攻”的说教，墨子的努力收效甚微。墨子实际上还是在做一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然而他的奋斗中焕发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
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治国理论，这一理论在具体的行政层面上可以“尚贤”、“尚同”主张为代表。选贤任能其实是除道家外先秦诸家的一致主张，墨子的“尚贤”只不过在打破门第观念不拘一格用人上比儒家更彻底些，故不能算有特色。富有特色的却数“尚同”的主张。“尚同”，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我们出操列队时一起向排头看齐，排头再向他那一列的第一个人看齐，如此递进，最终使队列整齐划一。墨子要下一层的人向上一层的人“看齐”，上一层的人向再上一层的人“看齐”，一直到天子，向天“看齐”。这种“看齐”是全方位的，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行为方式、立身标准等无所不包。为什么要如此急切的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致不避专制之嫌呢？是为了遏止“乱”。身处乱世的墨子目睹“乱”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对此深恶痛疾，因此难免推出激进的主张，要对之下一付猛药。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却无法苟同的。
从“尚贤”、“尚同”主张中我们还发现墨子思想的一个内在矛盾，即精英主义和平民立场的冲突。一方面，墨子几乎是平民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全力为苦难的民众鼓与呼，他的平等主义理想是非常显明的；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治国必须依赖精英分子，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之必须。看来这一矛盾的对立双方在墨子思想中并未得到逻辑上的完善统一，但矛盾的存在也有好处，它防止了墨子滑向民粹主义或歧视平民的立场。
五
实用主义精神在墨子思想中显露得最直接的地方应是“节用”、“节葬”和“非乐”的主张。
“节用”的观念，在生活艰苦的平民中是很强烈的。墨子站在平民立场上不能不坚持这一主张。他把一切无实用的“巧且华”的东西都视作浪费，要求那些权贵们也和他一样过清苦朴素的生活。且不论他的呼吁绝不会得到权贵的响应，我们细究一番，发现这种主张其实与一种认识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即是：天下物资本非十分充裕，必须把每一分每一毫都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使天下人皆得饱暖，任何奢侈的耗费都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衣食为代价才可能的，必须坚决反对之。后来荀子试图通过对这一认识的否定动摇墨子的整个立论，可见两派理论上的分歧根源还在于不同阶级的人对社会现实的迥异体认上。
“节葬”主张可以视为“节用”理念在丧仪方面的具体表现。但它似乎更触怒了传统派，因为在那个时代丧仪是整个礼仪制度乃至政治制度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否定厚葬久丧无异于对整个“礼治”传统发出了挑战。坚持这一主张是要承受不小的压力的，墨子不屈于这种压力而倡导“节葬”还是因为实用主义的考虑占了上风。这是一种高尚的实用主义，墨子为消灭“糜财贫民”、“伤生害事”的时弊不惜向传统势力宣战，真正把百姓的福祉放到了首位。
“非乐”的主张是实用主义由合理走向极端的一个例子。怎么能把一切音乐美术一概废弃呢？一直以来就有人以此诟病墨子，我亦以为墨子此处有些过分了。实用主义如果被囚禁在一个过于狭隘的空间里就会走向荒谬，最终失去大多数人的同情，这不能不看作这位伟大先贤的一个教训。
六
在前面论述“兼爱”时，我们已触及墨子思想的宗教成分。墨子的宗教，虽然主张敬天事鬼，却极力反对命定论。在他看来，天与鬼的存在不是为了直接控制人们的行为，而是要对人们的善行恶举加以公允的奖惩。命定论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方便人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天”，让人感到无可无不可，解除了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这约束本该是通过奖惩实现的），最终导致人祸肆虐、天下大乱。因此必须提倡“非命”思想，树立起世人的进取心，激发他们为求善报而践履善行的动力。
很显然，这种“非命”思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它要人用主体性努力去追求幸福的生活。相比起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这实在是非常先进和健康的。
七
总的说来，墨子作为一个热心的救世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整套政治、宗教、伦理主张，他的思想顺应平民的要求，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仍不失其光彩，在先秦诸种思潮中无愧为独特而伟大的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