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用何方法获多疑刘邦的信任？
发布时间：2022-11-21 09:11:17作者：华严经常识网
萧何用何方法获多疑刘邦的信任？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作者：郑连根，原题为：《如何赢得君王的信任》
一个人要赢得他人的真正信任，是很难的事，如果这个他人还是手握重权的君王的话，就更难了。那到底有没有争得君王信任的办法呢？还真有。
比如，钓。经典案例就是姜太公，周文王发现这个用直钩钓鱼的老先生不是凡人，一谈之下，相见恨晚。于是拜姜太公为老师，并请他辅佐自己，中国历史上一对模范君臣就此诞生。与姜太公相似的，还有孔子的学生子夏。孔子去世后，儒家“一分为八”，分成了八个门派，以子夏为首的讲学团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派。这个团队后来被魏文侯迎请到了魏国，魏文侯还拜子夏为师，给予极高的礼遇和信任。子夏和他的弟子由此开始了一段有名的“西河讲学”岁月——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史书上没留下子夏游说魏文侯的任何言辞，说的都是他被魏文侯“迎请”到了魏国。看来，他和姜太公一样，是凭着自己的道德学问征服了君王，使其主动“上钩”的。
能“钓”到君王的信任当然是好的。众多史实也证明，君王尊重、信任某人，一般这种君臣关系都颇为牢固、和谐。“钓”得到君王的信任，其效果虽佳，但毕竟不是一种常规手段，属于可遇不可求之列。或许正因为此，很多急切地想得到君王信任的人，一般不采取这种被动等待的方法，他们大多喜欢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的方法也分好几种，比如“连忽悠带骗”法。这种办法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用得最多，也最娴熟。其秘诀是，游说君王时，连哄带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就手段的效果而言，晓之以理不如诱之以利，诱之以利不如吓之以威。比如张仪替秦国出使楚国，目的是拆散齐楚联盟，以便秦国逐个击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仪一上来就跟楚怀王说，请您跟齐国绝交，绝交之后秦国给楚国方圆六百里的商於之地，此外秦王还会把他漂亮的女儿嫁给您。结果到了秦国，张仪变卦了，“哪里有六百里？我说的是六里”。楚怀王一怒之下发兵攻打秦国，可惜打不过，损兵折将。
这时，张仪再次到楚国来，这次不诱之以利，而是吓之以威。他对楚怀王说，秦国实力强大，楚国根本打不过，好好跟秦国搞好关系才是上策。若不如此，秦国势必大兵压境。这回，楚怀王被吓住了，又信了张仪。在当时，各诸侯国都知道张仪是个“反覆无常之人”，可他替秦国搞连横偏偏屡屡得手，为什么？说白了就是各国君王均有贪财好利、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等致命弱点，所以才屡屡被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忽悠住。
再比如，“盟誓法”。古代的盟誓效用大概与今天的签合同差不多，口说无凭，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盟誓有仪式，有誓词，非常庄重，一般不能反悔。这个招法严格来说属于“巩固信任法”，即害怕君王中途变卦，不再信任自己了，所以就用这种方法固定信任关系。
战国时期的名将甘茂就用过这个办法。当时，秦武王想让甘茂带兵去攻打韩国的宜阳。甘茂没有马上领命，而是先跟秦武王谈起了条件：宜阳看起来是一个县，其实相当于一个郡，秦军要千里奔袭，还要通过许多险要的战略要地，非常难。以前，孔子的高徒曾参居住在费县，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远在家乡的曾参母亲：“你的儿子曾参杀人了！”结果曾母镇定自若，照常织布，她根本不相信自己德操极佳的儿子会杀人。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来告诉说：“你的儿子曾参杀人了。”其母仍“尚织自若也”。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你儿子曾参杀人了。”其母没织完的布也不要了，织布机也不管了，赶紧翻墙逃走，害怕受儿子牵连也被官府抓走。甘茂以此类推，说：“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又不如曾参之母信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还进一步分析，我如果带兵去攻打韩国宜阳，樗里子、公孙奭两位大臣一定会非议我，大王您一定会听信他们，这样一来，您背上反悔的恶名，我也白白得罪了韩国。
秦武王赶紧说：“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甘茂等的就是这个。两人在息壤这个地方举行了盟誓，盟书各拿一份。
之后，甘茂带兵去攻打宜阳。宜阳不好攻，围攻了五个月还没拿下来。果然，樗里子和公孙奭两人就面见秦武王，希望秦武王将甘茂召回。这时，甘茂的盟誓派上用场了。甘茂说：“息壤在彼。”——您忘了当初和我一块在息壤举行过盟誓了吗？秦武王无话可说，只好继续履行合约，坚决支持甘茂的宜阳之战。结果，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此战之后，韩国震恐，赶紧派人到秦国求和。
盟誓法属于古代的“法治思维”，即便跟君王办事，也得“先小人后君子”，重合同，讲信用，这里面是很有点西方的“契约精神”的。可惜的是，一般人没胆量与君王讨价还价，所以这个方法用的人也不多。
还有一种取得君王信任的办法，就是“自污法”。战国末期，秦始皇要派兵攻打楚国，问李信需要带兵多少，李信回答“二十万。”秦始皇又以同样的问题问王翦，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命李信带兵二十万攻楚，结果失败。秦始皇回头再请王翦出兵，并答应了王翦“将兵六十万”的要求。王翦率兵出征之际，秦始皇还亲自送到灞上。
这时，有趣的一幕出现了。统率六十万大军的王翦要秦始皇赐给他许多良田美宅，秦始皇说：“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有功最终也不能封侯，所以我趁着大王还肯赏我酒饭时，就及时请求点赏赐，以作为子孙后代的家业。秦始皇听后大笑。
王翦带兵到了潼关，仍三番五次派遣使者回长安，向秦始皇请求赏赐良田，连王翦的部下都看不下去了。王翦回曰：“大王为人狡猾，不信任人。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都让我统领，我如果不多向他要些良田美宅，不是等着他怀疑我吗？”
相比于王翦，萧何的“自污”更让人心酸。
刘邦打败黥布后回来，百姓拦路上访，控诉相国萧何抢夺百姓田地。萧何拜见刘邦，刘邦笑着对萧何说：“相国对百姓真好！”然后把老百姓的“上访信”交给了萧何，说：您自己看着给老百姓个答复吧。萧何本是贤相，趁机建议：“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意为长安附近土地少，而刘邦的上林苑空地很多，希望刘邦将上林苑的空地拿出一些来给老百姓耕种，田里的秸秆还可以给牲畜做饲料。
刘邦大怒，说：“相国你自己到处敛财，却让我把上林苑的空地让给老百姓？”于是将萧何拿入大狱。几天后，有王卫尉（卫尉，乃统率卫兵守卫皇宫之官）问刘邦，为何要这样做？刘邦说，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现在，萧何自己收受商人的钱财，却在我面前为民请命，这是他“自媚于民”，所以我要下狱治他的罪。
王卫尉跟刘邦说，相国为民请命，这是职分所在。您以为相国真的贪财吗？当年您跟项羽争天下及后来平定陈稀、黥布叛乱时，萧相国一直镇守关中。当时，萧相国如果对您稍有贰心，关中大地早就不是您的了。萧相国当时不贪整个关中这个大财，现在反而会贪商人的一点小财吗？而且，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秦朝最后亡国了，又怎么可以效法呢？
听了王卫尉的这番话，刘邦才知道错怪了萧何。萧何被赦后，赶紧“徒跣谢”。刘邦此时反倒说：“您为老百姓请求上林苑的空地，我不许，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暴君，而相国您则是贤相。我之所以将您下狱，就是要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以衬托您的伟大。”
萧何自污，虽不免遭受下狱之辱，但总算得到了刘邦的信任，没有像韩信、陈豨等人一样被杀掉。
一个人要赢得他人的真正信任，是很难的事，如果这个他人还是手握重权的君王的话，就更难了。那到底有没有争得君王信任的办法呢？还真有。
比如，钓。经典案例就是姜太公，周文王发现这个用直钩钓鱼的老先生不是凡人，一谈之下，相见恨晚。于是拜姜太公为老师，并请他辅佐自己，中国历史上一对模范君臣就此诞生。与姜太公相似的，还有孔子的学生子夏。孔子去世后，儒家“一分为八”，分成了八个门派，以子夏为首的讲学团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派。这个团队后来被魏文侯迎请到了魏国，魏文侯还拜子夏为师，给予极高的礼遇和信任。子夏和他的弟子由此开始了一段有名的“西河讲学”岁月——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史书上没留下子夏游说魏文侯的任何言辞，说的都是他被魏文侯“迎请”到了魏国。看来，他和姜太公一样，是凭着自己的道德学问征服了君王，使其主动“上钩”的。
能“钓”到君王的信任当然是好的。众多史实也证明，君王尊重、信任某人，一般这种君臣关系都颇为牢固、和谐。“钓”得到君王的信任，其效果虽佳，但毕竟不是一种常规手段，属于可遇不可求之列。或许正因为此，很多急切地想得到君王信任的人，一般不采取这种被动等待的方法，他们大多喜欢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的方法也分好几种，比如“连忽悠带骗”法。这种办法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用得最多，也最娴熟。其秘诀是，游说君王时，连哄带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就手段的效果而言，晓之以理不如诱之以利，诱之以利不如吓之以威。比如张仪替秦国出使楚国，目的是拆散齐楚联盟，以便秦国逐个击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仪一上来就跟楚怀王说，请您跟齐国绝交，绝交之后秦国给楚国方圆六百里的商於之地，此外秦王还会把他漂亮的女儿嫁给您。结果到了秦国，张仪变卦了，“哪里有六百里？我说的是六里”。楚怀王一怒之下发兵攻打秦国，可惜打不过，损兵折将。
这时，张仪再次到楚国来，这次不诱之以利，而是吓之以威。他对楚怀王说，秦国实力强大，楚国根本打不过，好好跟秦国搞好关系才是上策。若不如此，秦国势必大兵压境。这回，楚怀王被吓住了，又信了张仪。在当时，各诸侯国都知道张仪是个“反覆无常之人”，可他替秦国搞连横偏偏屡屡得手，为什么？说白了就是各国君王均有贪财好利、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等致命弱点，所以才屡屡被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忽悠住。
再比如，“盟誓法”。古代的盟誓效用大概与今天的签合同差不多，口说无凭，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盟誓有仪式，有誓词，非常庄重，一般不能反悔。这个招法严格来说属于“巩固信任法”，即害怕君王中途变卦，不再信任自己了，所以就用这种方法固定信任关系。
战国时期的名将甘茂就用过这个办法。当时，秦武王想让甘茂带兵去攻打韩国的宜阳。甘茂没有马上领命，而是先跟秦武王谈起了条件：宜阳看起来是一个县，其实相当于一个郡，秦军要千里奔袭，还要通过许多险要的战略要地，非常难。以前，孔子的高徒曾参居住在费县，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远在家乡的曾参母亲：“你的儿子曾参杀人了！”结果曾母镇定自若，照常织布，她根本不相信自己德操极佳的儿子会杀人。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来告诉说：“你的儿子曾参杀人了。”其母仍“尚织自若也”。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你儿子曾参杀人了。”其母没织完的布也不要了，织布机也不管了，赶紧翻墙逃走，害怕受儿子牵连也被官府抓走。甘茂以此类推，说：“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又不如曾参之母信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还进一步分析，我如果带兵去攻打韩国宜阳，樗里子、公孙奭两位大臣一定会非议我，大王您一定会听信他们，这样一来，您背上反悔的恶名，我也白白得罪了韩国。
秦武王赶紧说：“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甘茂等的就是这个。两人在息壤这个地方举行了盟誓，盟书各拿一份。
之后，甘茂带兵去攻打宜阳。宜阳不好攻，围攻了五个月还没拿下来。果然，樗里子和公孙奭两人就面见秦武王，希望秦武王将甘茂召回。这时，甘茂的盟誓派上用场了。甘茂说：“息壤在彼。”——您忘了当初和我一块在息壤举行过盟誓了吗？秦武王无话可说，只好继续履行合约，坚决支持甘茂的宜阳之战。结果，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此战之后，韩国震恐，赶紧派人到秦国求和。
盟誓法属于古代的“法治思维”，即便跟君王办事，也得“先小人后君子”，重合同，讲信用，这里面是很有点西方的“契约精神”的。可惜的是，一般人没胆量与君王讨价还价，所以这个方法用的人也不多。
还有一种取得君王信任的办法，就是“自污法”。战国末期，秦始皇要派兵攻打楚国，问李信需要带兵多少，李信回答“二十万。”秦始皇又以同样的问题问王翦，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命李信带兵二十万攻楚，结果失败。秦始皇回头再请王翦出兵，并答应了王翦“将兵六十万”的要求。王翦率兵出征之际，秦始皇还亲自送到灞上。
这时，有趣的一幕出现了。统率六十万大军的王翦要秦始皇赐给他许多良田美宅，秦始皇说：“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有功最终也不能封侯，所以我趁着大王还肯赏我酒饭时，就及时请求点赏赐，以作为子孙后代的家业。秦始皇听后大笑。
王翦带兵到了潼关，仍三番五次派遣使者回长安，向秦始皇请求赏赐良田，连王翦的部下都看不下去了。王翦回曰：“大王为人狡猾，不信任人。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都让我统领，我如果不多向他要些良田美宅，不是等着他怀疑我吗？”
相比于王翦，萧何的“自污”更让人心酸。
刘邦打败黥布后回来，百姓拦路上访，控诉相国萧何抢夺百姓田地。萧何拜见刘邦，刘邦笑着对萧何说：“相国对百姓真好！”然后把老百姓的“上访信”交给了萧何，说：您自己看着给老百姓个答复吧。萧何本是贤相，趁机建议：“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意为长安附近土地少，而刘邦的上林苑空地很多，希望刘邦将上林苑的空地拿出一些来给老百姓耕种，田里的秸秆还可以给牲畜做饲料。
刘邦大怒，说：“相国你自己到处敛财，却让我把上林苑的空地让给老百姓？”于是将萧何拿入大狱。几天后，有王卫尉（卫尉，乃统率卫兵守卫皇宫之官）问刘邦，为何要这样做？刘邦说，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现在，萧何自己收受商人的钱财，却在我面前为民请命，这是他“自媚于民”，所以我要下狱治他的罪。
王卫尉跟刘邦说，相国为民请命，这是职分所在。您以为相国真的贪财吗？当年您跟项羽争天下及后来平定陈稀、黥布叛乱时，萧相国一直镇守关中。当时，萧相国如果对您稍有贰心，关中大地早就不是您的了。萧相国当时不贪整个关中这个大财，现在反而会贪商人的一点小财吗？而且，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秦朝最后亡国了，又怎么可以效法呢？
听了王卫尉的这番话，刘邦才知道错怪了萧何。萧何被赦后，赶紧“徒跣谢”。刘邦此时反倒说：“您为老百姓请求上林苑的空地，我不许，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暴君，而相国您则是贤相。我之所以将您下狱，就是要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以衬托您的伟大。”
萧何自污，虽不免遭受下狱之辱，但总算得到了刘邦的信任，没有像韩信、陈豨等人一样被杀掉。
